近代以来，我国学人多以西文“justice”一词为基础谈论“正义”问题，大量引进西方的“正义”理论，许多社会问题的论述也以此为依据而展开。殊不知，我国的“正义”学说更加源远流长、内涵丰富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是我们核心价值观念的深厚土壤和牢固根基。
　　
　　早在尧舜时代，“义”就已经是人们谈到的重要命题。后来，“义”作为“五常”之一，又成为极其重要的道德范畴。在我国的早期论述中，“义”就有“正义”的意义，《中庸》说：“义者，宜也。”“义”一定正，不正何“义”？所以《墨子·天志下》说：“义者，正也。”“义”包涵人之行为的正当与公正，也包涵社会制度评判上的合宜与公平。认真对比分析，不仅西人“正义论”的基本内容尽在其中，而且意涵更加丰富。
　　
　　首先，正义是天下和谐、和顺的前提。人类文明的普遍法则与基本价值在于公平和正义，它首先表现为社会秩序上的和谐与和顺。孔子、儒家追求“天下为公”，“公则不为私所惑，正则不为邪所媚”，“唯公然后可正天下”。“义”意味着“公”，我们今天追求的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都以“公义”和“正义”为前提。人人“讲信修睦”，社会和谐，人心和顺，“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矜寡孤疾，皆有所养”（《孔子家语·礼运》），这是历代中国人的社会理想。只有安定才能前进，只有和谐才能发展，只有“天地位”才能“万物育”，《墨子·天志中》说：“天下有义则治，无义则乱。”《荀子·赋篇》说：“行义以正，事业以成。”贾谊《新书·威不信》也说：“古之正义，东西南北，苟舟车之所达，人迹之所至，莫不率服。”“义”是历代国人的共同价值追求。
　　
　　第二，正义是人之为人的社会性要求。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家学说，其突出特色在于思索人性与人的价值，思索“人之所以为人”的问题。《礼记·冠义》说：“凡人之所以为人者，礼义也。”《礼记·礼运》说：“何谓人义？父慈子孝，兄良弟弟，夫义妇听，长惠幼顺，君仁臣忠。十者谓之人义。”儒家特别关注与“人情”相对的“人义”。所谓为人之“义”，无非是要求人们行为合乎道义，遵守礼义，即所谓“强而义”（《尚书·皋陶谟》）、“以义制事，以礼制心”（《尚书·仲虺之诰》）。当“义”与“利”冲突时，要“义以为上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，“见利思义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、“见得思义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。在个人修为方面，要明理正心，推延亲情，放大善性，循道而行，以“止于至善”。我国历代士人道义为先的价值取向、舍生取义的大丈夫精神，影响既深且广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。
　　
　　第三，正义是社会伦理中的责任担当。“义”的内涵规定性要求社会成员“轨于正义”（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），遵守人伦秩序。解决了基本的“人之为人”的问题，还需要有更高的要求，这就是要履行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。殷商鼎革之际，姜太公告周文王以“至道之言”，说“义胜欲则昌，欲胜义则亡”（《六韬·明传》），无论提升国家治理境界还是个人成长，“义”都是要认真强调的道德人伦责任。孔子儒家主张为人处事要符合“中道”，“中”首先是其思维或行为的正当性、合宜性，它要求人们认真把握“人心”和“道心”的统一，思考“人欲”和“天理”的平衡，这便是处事之“中”的问题。这个“中”一定要合乎“义”的要求。作为社会角色主体，人应有履行社会义务的自觉性、能动性。
　　
　　通过对我国传统“正义”观的梳理看出，一个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的国家，一定是崇尚正义的国度。在这样的国度里，社会成员应按照个人的社会角色自觉修行，善养浩然正气，以天下为己任，勇于担当，爱国敬业，信义至上，不偏不颇。正义是诚信之本、友善之根，在弘扬民族精神和重塑价值体系的过程中，人们要遵循正义性原则，富于奉献精神，自觉履行社会义务，使义利有机统一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使社会公平与公正得以维护。